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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子刊:袁逖飞/田仰华团队全面研究揭示刺激大脑治疗抑郁症中安慰剂效应

发布时间:2023-09-27 10:50:17 1164次浏览

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安慰剂效应的时间依赖性得到了证实。研究结果表明,安慰剂效应和积极治疗效应随着发表年份的增加而不断增强,呈现出效果逐渐增大的趋势。

信仰"是人类最古老的良药。几千年来,在许多宗教仪式中,人们坚信喝下“符水”可以治愈各种疾病。这种现象被称为安慰剂效应,它利用了患者对治疗的积极期望和信心,而非治疗本身,从而改善症状。安慰剂效应最早是由Beecher博士偶然发现的:在二战战场上,镇静剂用完后,Beecher博士给受伤的士兵注射生理盐水,并声称其中含有强效吗啡。意外的是,士兵们感受到了疼痛的减轻,并逐渐停止了呻吟。之后,Beecher博士在1955年发表了题为《ThePowerfulPlacebo》(强大的安慰剂效应)的论文,对安慰剂效应进行了正式的定义、描述和探讨。

随着研究深入,发现安慰剂效应不仅具有明确的生理机制,如特定神经递质的释放和激活情绪脑区,还与多种心理因素有关,比如预期强度、以往经历和社会观察(见图1)。安慰剂效应对于伴有情感体验的症状,如疼痛、腹泻、哮喘和恐惧,有显著改善作用。因此,在抑郁症治疗中,安慰剂效应扮演着重要角色。研究显示,最近几年,使用安慰剂(如淀粉丸)治疗抑郁症的有效率可高达30-40%。一些患者不仅症状明显好转,甚至可以在网络媒体上生动地描述自己生活质量的飞跃。这些临床结果表明通过安慰剂效应影响患者的积极预期,有助于抑郁症的治疗。

最近几年来,治疗抑郁症的新方法中,利用物理手段无需用药进行治疗的方法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中一个方法是经颅磁刺激(TMS),通过利用电磁场来调节大脑神经元的活动和局部神经振荡,以改变抑郁症患者大脑内的神经活动异常,从而减轻抑郁情绪。经过一系列临床试验验证了它的疗效后,该方法被批准用于中轻度抑郁症患者的治疗,并且可以达到与抗抑郁药物相似的治疗效果。尽管这种疗法取得了持续的进展和普及,但它的疗效与安慰剂效应之间的潜在关系还没有得到充分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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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安慰剂效应——神经科学概念和观点的大熔炉

2023年9月25日,袁逖飞教授和田仰华教授合作,在NatureMentalHealth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抑郁症经颅磁刺激治疗中安慰剂反应的增长:对27年随机安慰剂对照试验的荟萃分析》的研究论文。该研究的第一作者是徐阳婷。

研究小组对过去27年来使用经颅磁刺激(TMS)治疗抑郁症的安慰剂效应进行了整理。通过分析安慰剂效应的变化趋势以及影响因素等,旨在说明安慰剂效应在TMS治疗抑郁症中的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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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广泛的检索,研究团队从6个主要医学数据库中检索到了27年间(1996年至2022年)共2783篇以TMS和抑郁症为主题的文章。随后,团队进行了严谨的审查和评估,并最终进行了回顾性分析。分析结果包括了52项随机对照试验(RCTs),其中包含54个安慰剂对照组,总共涉及4515名患者。

研究发现TMS治疗抑郁症的安慰剂效应非常明显(d=1.016,SE=0.093,95%CI=0.833-1.199,I2=83.42%,P<0.0001)。进一步的亚组和元回归分析显示,在这些随机对照试验中,无论纳入的患者数量、年龄、性别比、采用的安慰剂方案、症状评价量表,或所在国家和地理位置是否不同,都一致呈现出明显的安慰剂效应。这些结果表明,在TMS治疗抑郁症过程中,安慰剂效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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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经颅磁刺激(TMS)治疗抑郁症的安慰剂效应非常显著

进一步研究发现,安慰剂效应与时间的关系具有依赖性。研究结果显示,安慰剂效应和积极治疗效应随着发表年份的增加而不断增强,呈现出逐渐增长的趋势。此外,样本量的大小与安慰剂效应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偏倚风险、用药情况和试验地点也会对安慰剂效应的大小产生影响。

这些发现有助于系统了解安慰剂效应在TMS治疗抑郁症中的作用,为探索新型TMS抗抑郁策略、靶点的研究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另一方面,在临床治疗中合理促进安慰剂效应,有助于疗效的最大化,从而更好地治疗抑郁症患者。

随着精神医学的进步与物理治疗概念的普遍化,TMS治疗抑郁症这一策略被大众逐步认可,这可能导致安慰剂效应的持续增加,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未来,阐明TMS抗抑郁过程中安慰剂效应的生理心理机制,有助于形成更加有效的抑郁症治疗策略,促进精神疾病的临床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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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免疫治疗中生物标志物研究的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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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科技创新企业取得新突破,毕马威发布生物科技创新50企业报告

最近,国内上市药企相继发布了半年度报告。从财务数据来看,许多创新药企的商品化药品收入迅速增长,其中一些企业在财务表现、新药开发、新药商业化和企业运营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自公司成立以来最好的成绩。同时,一些药企还实现了首次盈利,并不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随着产业链企业的活跃表现,相关专业服务机构也在不断提供帮助。近日,毕马威中国发布了生物科技创新50企业报告。杨洁,毕马威中国的副主席,指出2023年将是毕马威中国第二次举办生物科技创新50企业评选的年份。在过去的两年评选中,我们高兴地看到生物科技创新企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涌现出一大批表现突出且极具潜力的优质企业。毕马威中国一直致力于积极推动中国创新生态的发展,举办中国生物科技创新企业评选活动是我们的重要战略之一。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挑选出优秀的中国生物科技创新企业,与其共同成长,并为建设健康中国贡献我们的智慧和价值。与传统制造型企业不同,生物科技创新企业面临着较长的研发周期和较高的不确定性。毕马威中国生命科学行业审计服务主管合伙人黎志贤表示,资本市场的政策和趋势对于生物科技创新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生命科学行业受到了全球经济环境的影响,面临了一些困难。然而,那些具有技术和产品创新能力的优质企业仍在稳步成长,朝着产业化和商业化的道路上稳步前行。我们相信,持续的政策引导和规范以及资本市场的新规将对那些踏实研究、克服挑战、具备原创研发能力的生物科技创新企业是有利的。生物科技创新企业与资本市场的紧密结合还将进一步推动医疗行业面向大众和实现整个健康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在资本回归理性、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企业应更加关注研发管线的优化和合理化。细胞治疗、基因治疗、类器官等热门领域的研究仍然是大部分企业创新的重点。毕马威中国生命科学行业的合伙人于子龙表示,从商业化的角度来看,企业也更加积极寻找外部合作机会,例如通过license-out、联合推广和代理销售来推进药物的研发和上市销售,以获得临床阶段的成果和商业化后的收益分成。从资本的角度来看,过去一年里,大部分医药行业的融资进展相对缓慢。然而,展望未来,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和人口基数的增长,医药市场仍然稳定增长。结合多样化的支付方式、提高服务水平和完善的医院基础设施,创新药物和创新医疗技术将更加快速和便捷地惠及需要的患者。谈到此次评选和报告发布,毕马威中国生命科学行业业务发展合伙人侯春熠表示,毕马威中国对于生物科技创新50企业的评选活动只是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作为全球领先的咨询服务机构,毕马威中国将通过广泛的全球网络和与生态系统中的多方合作伙伴深入合作,为中国生物科技创新企业的发展提供持续的资源对接平台,并创造源源不断的价值。生物科技企业的发展势头良好,得到各方的协力支持。报告探讨了中国生物科技创新企业的发展情况,中国生物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进展,以及资本市场在其中的助推作用。此外,还观察了创新药企业寻求国际市场的趋势,近期的投资环境和税务处理方案,以及企业组织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情况。最后,报告还指出数字化技术如何帮助医药企业实现创新合规发展。根据报告指出,随着资本收紧和竞争的加剧,未来企业将更加注重优化和合理化研发管线。此外,大多数企业在创新方面仍会关注细胞、基因和RNA相关领域的研究。除此之外,国家对高校和研究院开展合作研发项目的支持,为校企合作提供了机会,将有助于生物科技企业更直接地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并弥合科学研究和成果产业化之间的鸿沟。此外,国家优先采购创新药也将促进生物科技企业加快商业化进程,从而实现资本回收,进而持续支持自主研发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在资本市场助力方面,报告认为生物科技创新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的资金需求、研发进度和阶段、面对的患者群体以及不同资本市场和板块的特点来综合选择适合的上市地点。近年来,不同的资本市场针对生物科技创新企业推出了许多利好政策,这极大地促进了行业发展。但是考虑到每个企业的具体情况各有差异,选择适合自己的上市地也是非常重要的。生物科技创新企业应考虑资金需求的多少和来源、研发进展的情况和阶段、产品面向的患者群体等因素,来评估各个资本市场和板块的特色定位,以便做出最佳选择。在海外市场方面,药企越来越倾向于寻求更多的机会,这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这些海外市场主要集中在创新药物研发、生物制品、基因检测和诊断、医疗器械以及医疗服务等领域,旨在获得全球化的技术、资源、产业链支持以及市场布局。越来越多的创新药企通过与海外药企的合作进行License-out(创新药合作/授权)交易。报告指出,创新药企应该充分关注License-out模式下的税务安排,特别是所涉及主体所在国的税制以及国际税收等多个方面,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借船出海的过程中扬帆起航。在财经管理领域,报告指出,生命科学领域的科技创新企业主要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研发能力为核心组建的初创公司,主要面临着因为大量资金投入而产生的高额“资金成本”。第二类是以渠道和营销为核心组建的初创公司,主要面临着由于产品竞争力不强而导致的高营销成本。因此,企业应该将“现金为王”作为重要的解决困难和挑战的关键,做好现金流量管理。研究中国生物科技创新企业的组织和人才发展时,指出明确的合作和决策机制对于组织的协同高效至关重要。需要逐步将个人能力转化为组织能力,并建立一个能够激发业务发展、能力共享、内部市场机制和生态共享能力的组织平台。报告强调,在数字化转型的大趋势下,医药企业需要积极应对行业发展态势。它们需要遵循良好的管理规范(GXP),并通过数字化系统建设来确保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严格的监管环境下稳步前进,以确保企业持续创新并合规发展。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生物制药类企业占据了近五成的市场份额,其表现十分出色。据了解,2023年生物科技创新50企业评选结果显示,生物制药类企业占据了近五成的比例,医疗器械类企业以及细胞治疗与基因治疗类企业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另外还有65家与体外诊断相关的企业入选,比去年增加了9家。根据城市和地区分布情况来看,上海的上榜企业数量仍然稳居第一,而北京和苏州的上榜企业数量增加了一倍,长三角地区的表现也非常出色。综合来看,上海、北京、苏州和深圳这四个城市贡献了71%的上榜企业。具体来看,上海有14家上榜企业,位居排名第一;紧随其后的是北京,有12家上榜企业;苏州和深圳的上榜企业数量均为10家,并列第三位。需要注意的是,2022年列入榜单的企业数量从6家增加到了2023年的12家。北京的生物医药产业基础稳定,重视医药健康产业的协同发展,将其作为推动北京创新发展的重要领域之一。为了支持生物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北京出台了《北京市加快医药健康协同创新行动计划(2021—2023年)》、《北京市生物医药全产业链开放实施方案》等政策,力求打造全球有竞争力的医药健康产业发展中心。苏州市的企业数量在2022年度上榜时翻了一番,成为全国前三名,这与当地政府注重引导和支持有密切关系。在2021-2022年期间,苏州市政府陆续发布了《苏州市医药产业园区及重点监测点培育管理办法(暂行)》和《苏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集群建设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持续推动和规划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据悉,毕马威中国一直关注并服务于中国生物医药行业的发展。作为一家全球领先的专业服务机构,毕马威通过深入研究和深刻洞察行业,旨在整合生态系统中的多元资源,为生物科技企业打造一个资源对接平台,共同推动中国生物科技创新行业的高质量和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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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突破!发现CLN5基因编码的蛋白可促进BMP合成,为神经退行性疾病治疗带来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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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K1调控DNA甲基化水平的新机制揭示:抗癌治疗的新突破

近日,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李雄团队在Nature子刊《Cell Death Discovery》上发表了题为“PLK1 Maintains DNA Methylation and Cell Viability by Regulating Phosphorylation-Dependent UHRF1 Protein Stability”的研究论文,揭示了PLK1通过UHRF1-DNMT1通路在DNA甲基化维持中的关键作用,为抗癌治疗提供了新的突破。磷酸化是常见的细胞蛋白质后修饰方式之一, 并且在细胞生长、信号转导和维持稳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PLK1作为关键的丝氨酸/苏氨酸激酶,在细胞周期中起着重要作用,并且参与了DNA复制的调节。前期研究已经发现DNA复制伴随着DNA甲基化的遗传。然而,PLK1是否参与调控DNA甲基化一直未知。研究人员通过不同的DNA甲基化分析方法发现,PLK1在全基因组DNA甲基化的调控中扮演关键角色。他们发现抑制PLK1活性或敲低其表达会导致全基因组DNA甲基化水平的降低,并且抑癌基因的表达水平显著升高。进一步的研究表明,PLK1通过磷酸化UHRF1蛋白在维持DNA甲基化水平中发挥作用。PLK1与UHRF1蛋白结合,并诱导其在第265位丝氨酸发生磷酸化修饰,从而增强了UHRF1与去泛素化酶USP7的结合能力,抑制了UHRF1蛋白通过泛素-蛋白酶体途径的降解,维持了UHRF1蛋白的稳定性。这一过程中,UHRF1作为DNA甲基转移酶DNMT1的辅助因子,通过招募DNMT1到DNA复制叉的半甲基化DNA序列,维持了DNA复制后的DNA甲基化修饰的保真度。这项研究结果的意义在于,它首次揭示了PLK1通过UHRF1-DNMT1通路在DNA甲基化维持中的作用机制,并且揭示了PLK1抑制剂的新的抗癌分子机制。由于异常DNA高甲基化导致TSG沉默是癌症的特征之一,抑制PLK1活性显著降低了UHRF1和USP7的蛋白相互作用,从而加速了UHRF1蛋白的降解,降低了基因组整体DNA甲基化水平,提高了TSG的基因表达,抑制了肿瘤细胞的增殖能力。这一新发现为癌症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未来,PLK1抑制剂与DNMT1抑制剂的联合可能产生协同作用,进一步提高抗癌治疗的效果。通过同时抑制PLK1和DNMT1,可以有效地降低DNA甲基化水平,恢复抑癌基因的表达,从而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能力。这对于那些抵抗传统化疗手段的肿瘤类型来说可能是一个重要的突破。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了PLK1与TSG启动子区DNA甲基化水平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PLK1在调控TSG的表达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抑制PLK1,可以降低DNA甲基化水平,从而使TSG得以表达,进而抑制癌细胞的增殖和促进其衰老。这一研究结果对于深入理解DNA甲基化调控机制以及阐明PLK1的多重功能具有重要意义。PLK1作为重要的丝氨酸/苏氨酸激酶,不仅在细胞周期调控中发挥作用,还在DNA复制和DNA甲基化维持中起关键作用。对于进一步研究PLK1的功能及其与其他关键蛋白的相互作用,将有助于揭示更多细胞调控的机制,为癌症治疗和其他相关疾病的研究提供新的方向。总之,这项研究揭示了PLK1通过UHRF1-DNMT1通路在DNA甲基化维持中的重要作用,并为抗癌治疗提供了新的突破。通过针对PLK1和DNMT1的联合治疗,有望提高治疗效果,为患者带来新的希望。未来的研究将继续探索PLK1在细胞调控中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优化相关治疗策略,为癌症治疗提供更多有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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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癌发生发展的机制及早期的诊断与治疗的研究进展

食管癌的发生发展是一个从炎症到侵袭性癌的多阶段过程。然而,这一过程非常复杂,迄今为止还很少有相关研究揭示这一过程。早期诊断和治疗EC是中国恶性肿瘤早期诊断和治疗项目的重点。如何以更低的成本和更高效的方式筛选电子商务值得探索。在此,专家就其发生发展机制、早期诊断和治疗等方面的最新进展作一综述。1 介绍2020年,食管癌(EC)患者增加60万,在所有癌症中排名第8;死亡人数增加54万,在所有癌症中排名第6;在中国,2020年EC的发病率增加了32万,排名第6位,死亡率增加了30万,排名第4位。近日,中国国家癌症中心(NCC)公布的2016年全国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统计数据显示,EC发病率在男性中排名第5,在女性中排名第8,死亡率在男性中排名第4,在女性中排名第6。因此,EC仍然是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恶性肿瘤。包括两种主要病理类型:食管鳞状细胞癌(ESCC)和食管腺癌(EAC)。ESCC是最常见的亚型,占全世界EC病例的90%,发病率最高的是中国、中亚、东非和南非,而EAC主要发生在南美和欧洲。在中国,EC病例占世界EC病例的70%。目前尚不清楚EC是如何发生的。目前的研究表明,EC是一个多阶段的过程,从反复的炎症刺激到癌前病变,再到浸润性癌症。这一过程非常复杂,涉及食管上皮细胞和非上皮细胞在微环境中的细胞遗传学变化,其分子机制仍在探索中[5]。有研究表明,一些驱动基因的高频突变与EC的发生有关,如p53、p16、PTEN、RB1、ZNF750等。早期食管癌定义为仅累及粘膜而未怀疑有淋巴结转移的病变。早期诊断为EC的患者约占20%,病变切除后5年生存率约为85%。常用的白光内镜下Lugol's碘染色引导活检(WLE)或窄带成像(NBI)等诊断方法均能较好地诊断食管癌前病变和早期EC。然而,由于食管癌前病变及早期EC患者多无症状,内镜筛查费用高且痛苦,因此内镜筛查不适合大规模筛查,导致早期诊断率低,导致发病率和死亡率高。由于治疗费用高,手术创伤大,并发症多,中晚期EC患者的生活质量较差。而内镜下治疗早期EC,如内镜下粘膜切除(EMR)或内镜下粘膜剥离(ESD),不仅创伤小,生存时间长,而且能保留食管结构和功能,维持较高的生活质量。因此,早期诊断和治疗EC至关重要。传统上,食管癌前病变定义为不典型增生,分为轻、中、重度。近年来WHO对食道肿瘤的分级将食道癌前病变定义为上皮内瘤变/不典型增生,并根据浸润深度分为低分级和高分级。低级别上皮内瘤变/异常增生侵袭上皮的下1/2,而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异常增生侵袭上皮的上1/2。侵袭整个上皮的肿瘤称为原位癌(CIS)。本文就食管癌前病变及早期EC的发病机制、生物标志物及诊断方法等方面的最新进展进行综述。2 食管癌前病变及早期EC发生机制研究进展从癌前病变到浸润性癌的进展是非常复杂的。随着测序技术的发展,研究者通过测序逐渐揭示了影响EC发生发展的一些关键基因和通路。詹其敏院士等通过对158例ESCC患者的基因组分析,发现有8个基因(TP53、RB1、CDKN2A、PIK3CA、NOTCH1、NFE2L2、ADAM29、FAM135B)发生了显著突变,其中从未报道与ESCC相关的FAM135B被证实可增强肿瘤细胞的恶性性。同时,ESCC的突变主要涉及Wnt、细胞周期、Notch、RTK-Ras和AKT通路。PSMD2、RARRES1、SRC、GSK3B和SGK3可能是潜在的新型治疗靶点。贺杰院士等通过对113例EC患者的外显子测序,发现99%的样本中与细胞周期和凋亡通路相关的基因发生突变,主要包括TP53、CCND1、CDKN2A、NFE2L2和RB1。组蛋白修饰相关基因突变频率也较高,包括KMT2D、KMT2C、KDM6A、EP300和CREBBP,其中EP300突变与预后不良相关。此外,FAT1、FAT2、FAT3或FAT4或AJUBA和NOTCH1、NOTCH2或NOTCH3或FBXW7的突变分别导致Hippo和Notch通路的失调。虽然有研究发现了一些ESCC的肿瘤生物标志物,但用于诊断的新生物标志物仍然不足。最近的基因组研究,包括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项目,通过对临床组织样本进行全外显子组或全基因组测序,发现了ESCC中的许多基因组突变。林东鑫院士团队发现ALDH2 4q23位点的rs671和ADH1B 12q24位点的rs1229984两个功能性单核苷酸多态性(snp)与ESCC风险显著相关,并与饮酒和吸烟状态相互作用。他们进一步对全基因组进行了测序,确定了6个ESCC突变特征(E1-E6),其中E4与吸烟和饮酒状态显著相关。此外,具有ALDH2风险基因型(rs671-AG/-AA)的饮酒者中签名E4的频率显著高于无该风险基因型的饮酒者。这一风险基因型也明显高于不饮酒者和rs671-GG基因型的不饮酒者。AGH1B的分析结果与ALDH2相似。虽然这些研究从某些方面揭示了EC的发病机制,但它们只局限于侵袭期,而不是从癌前病变到侵袭性癌的过程,因此不能完全揭示EC发生发展的机制。既往研究表明,细胞微环境的慢性炎症是消化系统肿瘤的重要危险因素。慢性炎症诱导的活性氧和活性氮(Reactive oxygen and nitrogen species, RONS)可损伤重要的细胞成分(如DNA、蛋白质和脂质),从而导致恶性细胞转化。Lin等研究表明,食管黏膜组织学的恶性程度随着炎症程度的增加而增加。他们对包括正常上皮组织、单纯性增生组织、上皮内瘤变组织和EC组织在内的227个组织进行了全外显子和全基因组测序,揭示了正常粘膜组织到上皮内瘤变再到浸润性癌的变化过程。他们的研究表明,DNA的损伤状态和炎症程度与粘膜组织的异型性程度呈正相关。磷酸化H2AX (γH2AX)在上皮内瘤变组织中的阳性率明显高于正常组织和单纯增生组织。γ - h2ax在非炎症组织和炎症组织中的阳性率不同,γ - h2ax的表达随炎症程度和细胞异型程度的增加而增加。此外,他们发现基因组倍性的增加始于上皮内瘤变阶段,例如,68%的上皮内瘤变和55.6%的鳞状细胞癌样本中存在多倍体,但在单纯增生样本中没有。最后,他们还发现了几个在上皮内瘤变和鳞状细胞癌中常见的突变基因,如CDKN2A、ASCL3、FEV、CCND1、NFE2L2和SOX2。虽然上皮内瘤变和鳞状细胞癌在拷贝数变异(CNA)的大小上没有差异,但鳞状细胞癌的CNA状态明显增加。虽然鳞状细胞癌和上皮内瘤变有许多共同的遗传改变,但它们之间仍存在独特的突变,表明遗传异质性。仅仅研究基因组学是远远不够的,蛋白质组学的研究是对基因组学研究的补充。Zhang等对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和正常粘膜组织进行了蛋白质组学分析,比较了两组之间蛋白表达的差异。共鉴定4006个蛋白,与正常黏膜组织比较,差异表达236个蛋白,其中上调138个,下调98个。此外,已有研究证实18种蛋白在ESCC与正常组织之间存在差异表达。功能富集分析表明,这些差异表达蛋白富集于多种功能和信号通路,如肌动蛋白骨架调控、PPAR信号通路、泛素介导的蛋白水解等。尽管这些研究揭示了基因组改变在ESCC中的重要作用,但尚不清楚正常上皮细胞如何通过突变从癌前病变进展为浸润性癌症,因为这些研究大多基于横断面设计,而不是顺序进展或涉及较少的疾病阶段。此外,少数体细胞突变可能不足以启动EC的发生和发展,因为这种突变也发生在病理正常的人类食管组织中。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 TME)的复杂背景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因此,阐明肿瘤发生过程中TME细胞的动态转录组变化对揭示ESCC的发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单细胞转录组分析可以分析组织样本中复杂的细胞组成,破译细胞状态转变。然而,由于几乎不可能从患者身上获得这些病变,因此很难分析持续进展的肿瘤,因此必须在动物模型中寻找解决方案。化学致癌物4-硝基喹啉1-氧化物(4NQO)诱导小鼠ESCC发生的方式与人类ESCC的致瘤过程相似。因此,通过构建小鼠模型研究ESCC的发育过程有助于了解人类ESCC的发育过程。通过单细胞测序对模型小鼠ESCC各发展阶段进行分析,可以显示不同发育阶段食管上皮内各种细胞的状态,从而描绘食管鳞状细胞癌发展的全貌。研究表明,在ESCC的发展过程中,上皮细胞表现出6种不同的状态(EpiC 1-6),分别与分裂和增殖、解毒、细胞外致癌物质刺激反应和促炎反应、角化、上皮-间质转化和血管生成以及肿瘤侵袭和转移的控制有关。EpiC 1-3存在于不同阶段,但比例不同,说明这三种类型的细胞是食管上皮的基本组成部分,而EpiC 4和5存在于炎症和增殖阶段,而EpiC 6仅存在于侵袭性肿瘤。此外,这些细胞表现出两条变化途径,都是从EpiC 1开始,有的细胞从增殖性的EpiC 1向正常分化的EpiC 4转变,有的细胞从EpiC 2向EpiC 5发展,最后向恶性的EpiC 6发展。这些细胞亚型很好地证明了肿瘤发生过程中食管上皮细胞的动态转化。既往对人类食管基因组突变的研究表明,虽然正常人食管上皮外显子突变负担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但未发生与癌症相关的病变,提示致癌物和免疫抑制因子引起的转录组改变可能在ESCC中发挥重要作用。一般来说,ESCC的发生是外部致癌刺激、炎症反应、基因突变和免疫抑制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3 EC早期诊断研究进展目前,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是改善前列腺癌预后的最佳策略。如果早期发现并接受内镜或手术治疗,5年总生存率可大大提高至90%以上。但对于EC和癌前病变的筛查,内镜筛查价格高、效率低,不适合大规模筛查。目前在国内主要用于EC高发地区的筛查。因此,寻找有效的无创生物标志物进行筛查,降低筛查成本,提高早期诊断EC的效率和准确性,将有助于降低死亡率。4 筛选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近年来,基于食道细胞学样本、血液样本、呼吸样本、口腔微生物组等开发了一些诊断EC的生物标志物,如p53抗体等血液抗体、循环肿瘤细胞、循环miRNAs和lncRNAs。此外,还有将活检与生物标志物(如DNA甲基化标志物、突变基因和snp)相结合的诊断方法。5 内镜筛查研究进展目前,内镜筛查仍是临床筛查和早期诊断的主要方法。内镜筛查的主要目的是发现无症状的癌前病变和早期癌性病变并将其切除,因此非常依赖于诊断的准确性。在一项多中心队列研究中,内镜诊断漏诊EC占所有病例的6.4%。因此,提高诊断和治疗的准确性是诊断和治疗的重点。窄带成像(NBI)可以检测到更多的发育不良区域,同时减少了所需的活检次数。为了更直观、准确地评估分期和组织病理类型,实现有针对性的活检甚至病理可视化,新的内镜成像技术不断涌现。图像增强内镜(IEE)在白光内镜的基础上提高了癌前病变和早期癌症的检出率,避免了不必要的活检。Lugol色内窥镜(LC)可以显示WLE下未见的癌前病变,并通过显示精确的边界使活检更加准确。I-scan技术也是一种数字比较方法,可以增强微小的粘膜结构和细微的颜色变化。与随机活检相比,i-scan引导下的活检诊断率更高(66%),准确率为96%,需要的活检较少[47,48]。人工智能(AI),尤其是深度学习,在医疗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了解内窥镜专家如何诊断和解释图像后,人工智能可以更好、更高效地完成工作。此外,人工智能在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方面与临床专家没有显著差异,甚至优于一些初级或中级医生。未来,人工智能将在医学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6 内镜治疗早期EC的进展内镜根除疗法(EET)是目前食管癌前病变及局限于粘膜及粘膜下层无区域淋巴结转移的早期食管癌的基本治疗方法。主要包括内镜下粘膜切除术(EMR)和内镜下粘膜下切除术(ESD)。EET可达到95% ~ 100%的5年生存率。射频消融(RFA)通常用于平坦或不可见病变的消融,以及内镜消融后残留的病变。出血、穿孔和食管狭窄是内镜治疗后常见的并发症。在切除部位小心地凝血暴露的血管可以减少迟发性出血的风险;夹子闭合、支架置入和内镜下缝合是治疗术中穿孔的有效方法。常见的狭窄治疗方法有自助充气球囊、预防性放置全覆盖自膨胀金属支架、可生物降解支架、口服类固醇、局部类固醇注射或局部类固醇凝胶应用(图1)。图1 早期EC的治疗策略7 早期EC的其他治疗进展虽然内镜治疗是食管癌前病变和早期EC的基础,但手术和放化疗也需要。根据日本食管癌学会(JES)编辑的食管癌实践指南2022,当诊断为pt1a -粘膜肌肉炎(MM)时,建议非周周病变患者接受内镜治疗,而全周病变患者建议接受手术(如果能耐受)或放化疗。对于经内镜治疗后诊断为粘膜下(SM)的患者,还应考虑进行手术或放化疗等附加治疗。病变长度> 5cm者建议行手术治疗。当患者不能或不愿接受手术时,建议采用化疗、放疗或放化疗(图1)。8 结论为了提高EC患者的治疗效果,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对EC高危人群的筛查和早期诊断和治疗是非常重要的,这应该是预防和治疗恶性肿瘤的重点之一。虽然对EC发病机制的研究正在逐步深入,但从基因组-转录组-蛋白质组中发现的证据仍然不足,尚未发现有效的肿瘤生物标志物,可用于大规模人群的初步筛查。因此,我们还需要继续研究和探索EC的发生发展机制,筛选生物标志物的发现和利用,以及早期诊断和治疗。参考资料:Holistic Integrative OncologyRecent advances in the mechanisms of development and the earl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esophageal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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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联合6-MP和TMZ治疗可克服脑肿瘤耐药问题

近日,南京医科大学联合浙江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国际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s》上发表了一项题为“Hypoxanthine phosphoribosyl transferase 1 metabolizes temozolomide to activate AMPK for driving chemoresistance of glioblastomas”的研究论文。该研究揭示了替莫唑胺(Temozolomide, TMZ)治疗脑胶质母细胞瘤(GBM)中的关键作用,同时发现了临床可用药物6-MP对克服脑肿瘤耐药和改善治疗的潜力。GBM是成人中最常见的原发性恶性脑肿瘤,也是中枢神经系统最致命的癌症。目前,TMZ是目前唯一一种被证实能改善GBM患者总体生存的化疗药物。然而,由于内在和获得性耐药性的存在,标准疗程后的生存期仍只有12-15个月。研究人员发现,TMZ通过产生甲基重氮离子来导致DNA损伤,从而抵消肿瘤细胞的生长。然而,TMZ衍生的AICA通过激活AMPK并活化核苷酸还原酶(RNR)来促进DNA损伤修复,从而促进肿瘤细胞的存活。这种转化由次黄嘌呤磷酸核糖转移酶1(HPRT1)催化,而HPRT1在GBM中高表达。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使用6-巯基嘌呤(6-MP),一种临床批准的HPRT1抑制剂,可以阻断TMZ诱导的AMPK激活,使肿瘤细胞对TMZ治疗敏感。除此之外,在接受TMZ治疗的GBM患者中,研究人员还发现HPRT1表达水平与不良预后呈正相关,进一步证实了HPRT1在GBM治疗中的重要性。综上所述,该研究强调了联合使用临床可用的6-MP来克服TMZ化疗耐药和改善GBM治疗的潜力。这项研究为脑肿瘤治疗提供了新的方向和策略,为未来的临床应用提供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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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向肝癌新方法:GS-肝细胞癌的预后和索拉非尼治疗反应更佳

最近,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团队在《Chinese Medical Journal》上发表了一篇题为“Glutamine synthetase-negativ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as better prognosis and response to sorafenib treatment after hepatectomy”的研究论文。研究结果显示,GS-肝细胞癌患者具有更好的预后,并且在肝切除术后更可能对索拉非尼治疗产生反应。在肝细胞癌分子分类中,GS的免疫染色可以提供一种简单而适用的方法,用于预测肝癌预后并指导靶向治疗。肝细胞癌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特别是在中国。对于早期肝细胞癌,手术切除是主要的治疗方法。然而,由于大多数患者在诊断时已处于中度或晚期,手术切除仅适用于少数患者。作为一种多激酶抑制剂的索拉非尼在晚期肝细胞癌患者中被广泛应用。该药物靶向丝氨酸-苏氨酸激酶Raf-1和B-Raf,以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VEGFR)和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受体(PDGFR)-β的受体酪氨酸激酶活性。虽然索拉非尼已被证明能够延长晚期肝癌患者的生存时间,但其一个主要挑战是缺乏可靠的生物标志物来筛选适合的患者。目前,只有很少的晚期肝癌患者能够从索拉非尼治疗中获得部分缓解(3.3%)或病情稳定(54%)。虽然已经有一些研究调查了索拉非尼作为肝癌患者手术后辅助治疗的效果,但结果还不确定。因此,寻找新的生物标志物来预测肝癌患者对靶向治疗的反应是改善治疗效果的关键。据报道,GS阳性(GS+)肝癌肿瘤通常具有较高的分化等级,表现出更好的总生存期。然而,其他一些研究显示,GS的高表达可能会增加肝细胞癌的转移和复发。GS表达较高的患者在接受术后辅助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时生存期更短。因此,GS表达与全身化疗(如索拉非尼辅助治疗)的敏感性之间的关系仍不清楚。研究团队进行了大量肝癌患者的GS和Arg1表达评估,并回顾性分析了GS / Arg1表达与患者结局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GS-阴性(GS−)患者在术后对索拉非尼治疗有更好的预后和反应。GS-患者在所有患者中仅占不到30%,但他们表现出许多非增殖亚型的分子特征和临床特征,对索拉非尼治疗的反应更佳。进一步的研究还评估了GS/Arg1表达与根治性肝切除术后索拉非尼辅助治疗反应的相关性。结果显示,GS-患者在索拉非尼治疗后的预后显著更好。这表明GS-肝细胞癌患者可能更可能受益于索拉非尼治疗。这一发现为未来的治疗选择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可以在手术切除后考虑给予GS-患者索拉非尼辅助治疗。此外,研究还发现GS-患者的肿瘤表现出不同的生物学行为和活化的信号通路,与GS+患者有所不同。GS-肝细胞癌肿瘤显示出葡萄糖代谢、TGF-β信号传导、Wnt和KRAS信号传导等信号通路的上调特征。这些结果进一步验证了GS在肝细胞癌中的重要作用,并提供了GS-肝细胞癌肿瘤与特定信号通路的关联性。基于以上研究结果,GS的免疫染色可以作为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法,用于预测肝细胞癌患者的预后和指导靶向治疗的选择。GS-肝细胞癌患者具有更好的预后和对索拉非尼治疗的更佳反应,因此对于这些患者来说,索拉非尼辅助治疗可能是一个有益的选择。总结起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团队在肝细胞癌患者中发现了GS-的预后更好,并且对索拉非尼治疗有更佳反应。通过免疫染色对GS的检测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方法,用于预测肝细胞癌患者的预后,并指导靶向治疗的选择。这一研究为肝细胞癌的个体化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有望改善患者的治疗效果并提高生存率。未来的研究将进一步探索GS与其他生物标志物的关联性,以提高对肝细胞癌的治疗策略和预后评估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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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企积极布局中枢神经系统市场,转型升级抢占先机

跨国公司正在急于完成巨额资产并购的目标,忙得不可开交。艾伯维宣布将以每股45美元的价格用现金收购生物科技公司CerevelTherapeutics,该公司专注于神经科学领域。这次收购将使艾伯维获得CerevelTherapeutics的多种潜力候选药物,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帕金森病和情绪障碍等多种疾病。总体交易价值约为87亿美元。BMS日前表示将以每股330美元的现金收购中枢神经系统药物制造商KarunaTherapeutics,并将重点放在KarunaTherapeutics旗下精神分裂症药物KarXT上(机构预计该药物的潜在最高销售额可达到60亿美元)。此次交易的价值达到了140亿美元。两起同月发生的并购案,看似无关,实则千丝万缕相关。因为它们都聚焦于中枢神经系统(CNS)新药领域,未来可能将引发正面冲突。资产陷入巨头的囊中有哪些特点?通过艾伯维和BMS各自的一次收购,我们可以明显地观察到:Cerevel和Karuna在其核心产品Emraclidine和KarXT的开发方面进展最迅速,这两款产品均针对精神分裂症,预计未来将展开激烈的竞争。需要注意的是,两项交易的价值分配存在差异。尽管MNC收购Karuna的价格更高,但Karuna公司的大部分价值都集中在已经进入FDA审评阶段的商业化产品KarXT上。而Cerevel的价值分布比较分散,涉及几个主要临床资产,具备平台型交易的特点。1)思路疾病治疗创新公司Cerevel谈到Cerevel的诞生,其来历非常有趣。它是由辉瑞公司分拆出来,并得到了贝恩资本的投资成立的。该公司目前处于临床阶段,拥有多个在研药物资产,包括精神分裂症和阿尔茨海默症的Emraclidine(II期),帕金森症的Tavapadon(III期),以及癫痫的Darigabat(II期)。在几个管道中,Emraclidine备受关注,有潜力成为治疗精神分裂症的领先疗法。根据2022年12月公布的Emraclidine精神分裂症Ib期临床试验显示:Emraclidine显示出显著的疗效和安全性,支持每天口服一次,无需剂量调整,不良反应发生率为52%对比52%;而竞争对手KarXT在EMERGENT-1试验中不良事件发生率为54%对比43%,需要每天口服两次并进行剂量调整。Cerevel进度最快的资产是Tavapadon,该药有望成为全球首个D1/D5选择性部分激动剂。在二期主要临床终点上,Tavapadon表现积极,能够改善运动功能,因此有可能成为早期帕金森病的单一疗法及晚期帕金森病的辅助疗法。此外,癫痫药物Darigabat的二期数据预计将于2024年中期公布。艾伯维计划在2024年中完成对其的收购,这样做是为了谨慎考虑,并等待关键临床结果出来后再做最终决定。2)慈悲Karuna目前处于临床阶段的资产包括两款药物。其中一款是已经申请上市的精神分裂症复方药物组合KarXT,它是通过两款老药有效药物成分的组合而成的。另一款是TRPC4/5抑制剂KAR-2618,是从GoldfinchBio公司获得的,也就是说目前公司唯一的核心自研产品是KarXT。现在,Karuna已经向FDA提交了一份上市申请,用于治疗成年人精神分裂症的KarXT。该申请的PDUFA日期定在2024年9月26日,如果一切顺利,KarXT将成为数十年来首个采用全新机制的精神分裂症疗法。此外,KarXT正在进行多个领域的研究,包括用于辅助治疗精神分裂症、阿尔茨海默症等的适应症探索。预计最早将于2025年后公布数据。中枢神经系统(CNS)是人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负责控制和调节各种生理功能。由于其特殊的生理和解剖特点,CNS疾病的治疗一直是医学研究的热点和挑战。目前,肿瘤和自免是CNS疾病领域的两个主要问题,但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们对健康的更高要求,CNS也逐渐成为潜在的第三大药物市场。肿瘤是一类严重威胁生命的疾病,特别是脑肿瘤在CNS领域占一席之地。脑肿瘤的发病率不断上升,给患者的生活和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因此,研发出更有效的治疗方法成为了当下的迫切需求。目前,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是主流的脑肿瘤治疗方式,但副作用和治疗效果的局限性使得患者需要更好的选择。自免则是另一个CNS领域的重要问题。自免是指大脑细胞的逐渐退化,导致认知能力下降和记忆力减退。老年人是自免的高发人群,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自免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尽管目前还没有找到治疗自免的确切方法,但研究人员已经开始探索新的药物和疗法,为患者提供更好的生活质量。基于以上问题,CNS领域成为了非常具有潜力的药物市场。实际上,许多制药公司已经开始研发针对肿瘤和自免的新药和治疗方法。尽管CNS领域的研发和治疗面临许多挑战,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医疗水平的提高,我们对CNS相关药物市场的未来持有乐观态度。在今年的Evaluate评选出的最有价值的在研新药TOP10榜单中,令人意外的是默沙东的Sotatercept药物获得了头名,该药物用于治疗罕见病肺动脉高压,而在最火热的肿瘤和自免领域药物中,只有两个和一个药物分别获得了席位。在药物领域,中枢神经系统(CNS)疾病药物通过Donanemab和KarXT,成为两个上榜药物。这表明它们在治疗疾病方面具有潜力。此外,它们在肿瘤和代谢疾病领域也有重要地位,这使得它们成为上榜药物最多的治疗领域之一。说实在的,由于许多重要因素的影响,投资者严重低估了过去几十年来中枢神经系统药物市场的潜力。中枢神经系统(CNS)疾病的适应症非常广泛,包括多发性硬化症(MS)、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症、精神分裂、抑郁症、偏头痛、睡眠障碍等不同类型的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评估,全球有超过10亿人口受到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困扰。以阿尔茨海默症为例,全球患病人数已超过5000万人,其中中国的患者数量更是高达1000万人,是全球最多的国家之一。而且阿尔茨海默症的发病率正逐年增长,据预测,到2050年全球患者数量将达到1.5亿人。根据弗若沙利文的数据,2019年全球的CNS药物市场价值为1245亿美元(其中中国市场的规模为296亿美元),位列全球第四。预测未来10-15年,全球和中国的CNS药物市场都将保持稳定且快速增长,到2034年时,全球市场规模将达到1721亿美元,中国市场将达到571亿美元。以往,缺乏有效药物限制了中枢神经系统(CNS)药物市场的快速发展。药物缺乏的直接原因是研发成功率低下。根据塔夫茨大学药物开发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FDA最终批准上市的CNS药物的成功率(6.2%)不到非CNS药物(13.3%)批准率的一半。另一项数据显示,中枢神经系统药物的研发成功率仅约为8%。在一个有许多未满足临床需求和缺乏创新药的严峻背景下,这也导致了CNS新药变成爆款的机会倍增。据瑞银预测,礼来(Donanemab)和渤健(Lecanemab)两种阿尔茨海默症药物预计将分别达到超过50亿美元和48亿美元的销售峰值。与此同时,在多发性硬化症领域,罗氏的CD20单抗Ocrevus预计在2022年将达到全球销售峰值高达64亿美元,而渤健的前期主力产品富马酸二甲酯(Tecfidera)销售峰值曾一度达到44亿美元。作为全球第四大药品市场,CNS有着巨大的潜力,并有望在未来加速开发,争夺第三的位置。有哪些国内药企在早期就开始在CNS大市场进行布局?在中国的CNS药物领域,传统的老牌药企仍然是未来转型升级的主角。根据公开信息披露,除了大学和药物研究机构之外,目前最专注于研发中枢神经系统药物的企业分别是恩华药业、绿叶制药、恒瑞医药和上海赛默罗生物。恩华药业名列第一,最新数据显示该公司至少有25个在研创新药项目,并且其中有13款一类新药已经进入IND及以上阶段。目前,公司已经在国内获批上市了TRV130,该药用于治疗成人严重疼痛,对注射阿片类药物有严重需求的患者。预计该药销售峰值将达到20亿元。与此同时,公司通过“自研+引入”的双轮战略开发中枢神经系统药物,并已经进入临床阶段,涵盖了精神分裂症、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症、抑郁症等病症。目前进展最快的是依托咪酯升级产品NH600001(临床二期),该药用于麻醉诱导和短时手术麻醉。绿叶制药公司是中国首家成功实现CNS药物进军海外市场的药企。该公司旗下的Rykindo(利培酮缓释微球注射剂)已经获得了FDA的批准,可以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此外,绿叶制药还研发了用于精神分裂症急性期和维持期治疗的LY03010(棕榈酸帕利哌酮缓释混悬注射液),该药品已经在美国关键的临床预设终点上取得了重要进展,有望加快进入海外商业化阶段。此外,绿叶制药在研发管线方面拥有超过15种中枢神经系统药物。其中,很多药物目前处于临床后期研究阶段,包括LY3003、LY03010等。这些药物适用于包括CNS领域在内的各种疾病。恒瑞医药在中枢神经系统领域有超过10个正在研发中的项目,主要集中在麻醉镇静药物。目前该领域是公司的核心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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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药品采购平台发布集采易短缺、急抢救药品

近日,广州药品采购平台发布了一则《易短缺和急抢救药联盟集中带量采购文件 (征求意见稿) 》,对采购规则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根据新规则,对于独家品种,只需要符合报价规则即可直接中选;对于两家以上报价的品种,会淘汰其中报价最高的一家。这个征求意见稿还提到了一些需要注意的季度信息。首先,制定P0价格时,要参考过去一年内产品的实际交易价格,而不是各地挂网价。这就要求企业具备良好的价格管控能力,以免某个地区出现过低的采购价导致品种的有效报价被拉低。其次,过评价的品种将享受价格优待,可以是非过评价品种的1.8倍。此外,在联盟选区上,最低价品种可以供应全部地区,而非最低价的品种则按照地区依次选择。最后,医疗机构将有自主权来确定选区内的中选产品。从采购目录品种的销售额看,全国市场年销售额在1亿及以下的居多,只有少数品种销售额超过10亿。可以预见的是,这次广东集采对当前的价格体系影响不大。但是,如果这种方法扩展到全国范围,就有可能改变目前急抢救药品的挂网模式。因此,企业和代理商朋友们需要引起重视。新规则的发布将为广州药品采购平台的采购过程带来一些变化。对药品生产企业和代理商来说,适应新规则并具备更好的价格管控能力将是一个挑战。然而,这也为市场的公平竞争和药品供应的稳定提供了更好的机会。总之,广州药品采购平台的征求意见稿引起了业界的关注,对于提高采购效率、优化供应链管理具有积极意义。我们期待这些改革能够真正推动药品采购市场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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