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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述评:胃癌免疫治疗的现状

发布时间:2023-09-27 11:21:12 1722次浏览

胃癌是东亚地区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具有高死亡率和发病率,尤其在中国。近年来,针对胃癌的治疗策略已经发展出了一些新的方法。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已被发现为胃癌的一种新的标准治疗方式,这有助于改善胃癌患者的预后。尝试将免疫治疗与其他治疗方法结合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本文就免疫治疗在胃癌新辅助治疗和转化治疗中的应用进行综述,以期为制定胃癌患者的精准综合治疗方案提供参考,为临床实践中胃癌的个体化治疗提供经验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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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胃癌(GC)是第五常见的癌症,全球每年约有1,090,000例新确诊的GC病例。在胃癌病例的新发病例和死亡人数中,GC仍位居第三位,而在中国,大多数患者被诊断为局部晚期。手术、化疗和放疗的综合治疗一直是治疗晚期胃癌患者的主要方法。然而,预后仍然糟糕,中位生存期约为12-15个月。因此,需要开发和引入新的治疗选择来管理这种疾病。多年来,胃癌的治疗策略得到了发展,并促进了胃癌患者的整体预后的改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已被揭示为一种在某些恶性肿瘤或转移性肿瘤中具有显著临床益处的新型标准治疗方法。组合免疫治疗的研究成为一个研究重点,尤其是针对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阳性和Her2阴性晚期胃癌的化疗联合或单独应用。考虑到组合疗法可能提供的潜在益处,包括改善治疗效果和减少毒副作用,这个研究领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总体而言,探索组合免疫治疗是胃癌管理的一个有前景的研究领域。


2 治疗/围手术期治疗模式

Cancer Genome Atlas (TCGA)研究通过体细胞拷贝数、全外显子组测序(WES)、DNA甲基化谱和microRNA测序分析,确定了胃癌的四种分子亚型。这些亚型包括微卫星不稳定性(MSI)、eb病毒(EBV)、基因组稳定性(GS)和染色体不稳定性(CIN)。TCGA研究发现,MSI-H肿瘤具有CD8 + T细胞的高浸润,这与肿瘤微环境中大量新抗原的识别以及相应的免疫检查点的表达有关。低分化腺癌被定义为ebv阳性肿瘤。GS肿瘤通常表现为弥漫性组织学,CDH1和RHOA或CLDN18-ARHGAP融合发生突变。CIN肿瘤常见于胃食管交界处/贲门,其特征是TP53反复突变和编码受体酪氨酸激酶(rtk)的基因相对较高的扩增。该研究表明,一线细胞毒性化疗与MSI-H/MMR-D AGC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PFS)缩短可能存在显著关联。然而,这也表明后续的抗pd -1治疗可能会在这些患者中产生持久的反应。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这些发现,并探索MSI-H/MMR-D AGC患者的潜在治疗策略。这项研究的结果很有趣,因为它们表明亚洲胃癌样本可能比非亚洲肿瘤表现出更高的T细胞标志物(CD3、CD45R0和CD8)表达和更低的免疫抑制T调节细胞标志物FOXP3表达。然而,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这些结果,并调查可能导致亚洲和非亚洲胃癌样本之间免疫标志物表达差异的潜在机制。

MAGIC和FNCLCC/FFCD9703研究结果的发表,确立了欧洲国家晚期胃癌的治疗策略。然而,长期以来,亚洲人群胃癌围手术期化疗的临床研究屡遭挫折。直到2012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研究人员发起的RESOLVE多中心、三组、随机研究表明,与术后辅助化疗组相比,围手术期SOX方案显著提高了R0切除率、D2淋巴结清扫率和3年DFS,在入组随访的1094例胃癌患者中,肿瘤复发风险降低23%。在中国胃癌患者群体中,SOX方案作为术后辅助化疗的效果不逊于CAPOX方案。该结果为中国晚期胃癌新辅助治疗树立了里程碑。它们已被列入CSCO指南,作为推荐的一级证据。

晚期胃癌围手术期治疗的作用已得到公认,但不同人群的治疗方式和药物选择仍是研究热点。随着胃癌分子亚型的细化,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临床研究也逐渐展开。然而,如何准确界定现实世界中的受益人群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多指标组合预测模型可以达到较好的预测效果。一些多中心、随机化的II/III期临床试验探讨了围手术期免疫治疗联合化疗的价值和优势,如HLX10-006-GCneo、Keynote585、shr1 -1701-III-308、NCT04354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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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姑息治疗

随着免疫疗法在胃癌治疗中的重大突破,晚期胃癌患者群体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益处。与单药治疗相比,抗pd -1药物联合化疗治疗晚期胃或胃食管交界处腺癌更有效。CheckMate-649研究显示,在晚期胃或胃食管交界处腺癌(CPS评分≥5)患者中,与单独化疗相比,纳武单抗联合化疗可显著延长OS和PFS,而在CPS评分≥1的患者中,免疫治疗未观察到生存获益。基于上述结果,nivolumab于2021年获批为国内首个用于晚期或转移性胃癌、胃食管交界处腺癌一线治疗的PD-1抑制剂。截至2021年12月,ASCO GI 2022上公布了AK104联合化疗一线治疗晚期胃或胃食管交界处腺癌的最新临床试验结果,该试验共招募了98名胃癌患者。ORR为68.1%,DCR为92.3%。总体人群的中位PFS为7.2个月,中位OS为17.08个月,显示出比化疗和PD-1单药治疗的生存优势。3级及以上药物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为62.5%,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率为41.7%。在4 mg/kg、6 mg/kg、10 mg/kg和15 mg/kg的不同剂量中,没有观察到不良事件的显著差异,也没有发现额外的安全性问题。基于Ib/II期出色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联合抗pd -1和抗ctla -4可能为晚期胃癌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疗选择。ESMO 2020上报道的KEYNOTE-590临床试验显示,在749例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食管鳞状细胞癌(PEC, n = 73%)和胃食管结腺癌(n = 25%, Siewert 1型)患者中,接受派姆单抗加化疗(顺铂,5-FU)的患者与单独接受化疗的患者相比,无论CPS评分和肿瘤组织学如何,总生存期(OS)都更高。联合治疗显示,所有患者的中位OS为12.4个月比9.8个月(HR 0.73 (95% CI 0.62-0.86), p < 0.0002),中位PFS为6.3个月比5.9个月(HR 0.65 (95% CI 0.55-0.76))。CPS≥10的鳞状细胞和腺癌患者尤其受益于联合治疗(PEC:中位OS 13.9 vs 8.8个月,HR 0.57 (95% CI 0.43-0.75);腺癌:中位生存期12.1个月vs. 10.7个月,危险度0.83 (95% CI 0.52-1.34)。免疫联合化疗的客观缓解率(ORR)为45% (95% CI, 40-40),而单独化疗的客观缓解率为29% (95% CI, 25-34)。

综上所述,在欧洲CPS≥5的患者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nivolumab联合化疗(铂/氟嘧啶)已被确立为批准可行的一线治疗胃和胃食管交界处腺癌的免疫疗法。相比之下,联合化疗,pembrolizumab被批准用于CPS≥10的EGC患者。在美国,基于KEYNOTE-811试验的中期分析,FDA已批准将派姆单抗、曲妥珠单抗和化疗联合用于her2阳性EGC患者的一线治疗。

目前国内针对胃癌的药物治疗主要包括化疗、分子靶向治疗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化疗具有强大的循证医学支持和丰富的临床经验。胃癌靶向治疗的研究很多,目前中国批准的适应症仅限于抗her2药物曲妥珠单抗和帕妥珠单抗,以及一些抗血管生成途径药物。免疫疗法在治疗晚期胃癌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PD-1单克隆抗体获批用于三线治疗。然而,单药免疫治疗的疗效并不理想,PD-1单克隆抗体联合化疗已成为治疗晚期转移性胃癌的新一线标准。胃癌具有较强的时空异质性和复杂的肿瘤微环境。西方国家与西方国家胃癌人群在流行病学特征、临床病理特征、生物学行为、治疗方式、药物选择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需要更多大规模的多中心临床研究数据来提供高水平的循证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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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晚期胃癌的分子生物标志物

根据NCCN胃癌临床实践指南,HER2过表达状态已被确立为晚期胃癌治疗的预测性生物标志物。需要进一步研究其他生物标志物,以确定患者亚组的分子特征,并找到传统化疗之外的个体化抗肿瘤治疗方法。

4.1 pd-l1 CPS

PD-L1 CPS包括阳性染色的肿瘤细胞和单个核免疫细胞(包括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同时考虑膜质和细胞质染色)的总数除以活的肿瘤细胞总数。在胃癌中,PD-L1 CPS评分≥1通常被认为是PD-L1阳性肿瘤。预测免疫治疗疗效的最佳PD-L1 CPS评分仍在临床试验中研究,临界值范围为CPS≥1/CPS≥5至CPS≥10。Pembrolizumab试验已证明对CPS评分≥10的患者有显著益处。目前的理解是,免疫治疗的获益水平和总生存期的延长取决于PD-L1 CPS阳性的数量。具体来说,CPS得分越高,总体生存率就越高。CHECKMATE-649试验的数据证实了这一点(与CPS≥1相比,CPS≥5的总生存期获益更高)和KEYNOTE-062/061试验(与CPS≥1相比,CPS≥10的总生存期获益更高)。最近一项选定的临床试验(KEYNOTE-059, KEYNOTE-061, KEYNOTE-062)对CPS≥10的患者给予派姆单抗的分析进一步支持了这些发现。

4.2 MSI

如上所述,胃癌患者的微卫星不稳定性(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MSI)亚群与TCGA提出的染色体不稳定肿瘤、eb病毒感染肿瘤和基因组稳定肿瘤四个分子亚群相似。进行了一项荟萃分析,比较随机试验研究PD-1抑制剂治疗或不使用PD-1抑制剂治疗晚期胃癌的疗效,以及基于MSI状态(包括KEYNOTE-062、KEYNOTE-061、CHECKMATE-649、JAVELIN gastric 100)的报告结果。根据MSI在免疫治疗应答中的作用,对数据进行选择性分析。共纳入2545例可评估MSI状态的患者,其中123例为MSI高GC患者(4.8%)。在msi -高肿瘤中,抗pd -1治疗OS获益的风险比(HR)为0.34 (95% CI 0.21-0.54),而MSS(微卫星稳定)肿瘤的风险比(HR)为0.85 (95% CI 0.71-1.00)。msi高肿瘤患者PFS的HR为0.57 (95% CI 0.33 ~ 0.97, p = 0.04),缓解的优势比为1.76 (95% CI 1.10 ~ 2.83, p = 0.02)。这项荟萃分析的结果进一步支持了msi高的胃癌患者构成高度免疫敏感人群的假设,他们对免疫治疗的反应特别好。以下需要解决的临床问题是进一步评估单一或联合免疫治疗对高水平微卫星不稳定或错配修复缺陷(dMMR)患者的治疗效果。

GERCOR NEONIPIGA II期试验研究了纳沃单抗联合伊匹单抗和辅助纳沃单抗在局部msi -高/dMMR EGC患者中的新辅助免疫检查点抑制效果,主要终点是病理完全缓解率(pCRR)。在ASCO GI 2022上公布的第一个结果显示,新辅助免疫检查点抑制是一种可行的治疗选择,pCRR为59%(17/29例患者),94%的患者在随访12个月后无胃癌相关事件。考虑到上述研究数据,我们强烈建议胃癌患者在治疗前常规检测MSI状态,包括PD-L1 CPS。此外,我们需要更多高质量的临床研究来支持将免疫治疗纳入胃癌的围手术期治疗策略,特别是对于msi -高/dMMR肿瘤患者。

4.3 EBV

根据现有资料,发现约9%的胃腺癌患者存在潜伏性eb病毒(EBV)感染。这一发现很重要,因为它为这类癌症的潜在潜在原因提供了见解,并可能对靶向治疗的发展产生影响。免疫检查点基因如PD-1或CTLA-4的表达以及淋巴细胞浸润水平在伴有ebv阳性肿瘤的GC患者中高于MSS(微卫星稳定)肿瘤患者。亚洲癌症研究小组(ACRG)进行的一项涉及300名胃癌患者的临床研究显示,PD-L1 CPS评分≥1(59.3%,178例)与msi -高肿瘤和EBV阳性状态显著相关。这些结果表明EBV阳性的胃癌患者很可能从免疫治疗中获益。


5 结论

最近的关键临床试验表明,抗pd -1抗体与常规药物联合治疗her2阴性和her2阳性晚期胃癌(AGC)具有临床活性。这一发现意义重大,因为它为以前治疗选择有限的晚期胃癌患者提供了一种潜在的治疗选择。这导致了AGC一线治疗护理标准的改变。然而,纳武单抗联合化疗在her2阴性且PD-L1表达较高(CPS≥5)的AGC中的疗效尚不清楚。目前尚不清楚这种组合是否适用于PD-L1 CPS或仅适用于CPS≥5的人群。虽然FDA和亚洲国家的监管机构已经批准了nivolumab和化疗的联合治疗,无论PD-L1 CPS如何,EMA和NCCN指南已经批准或推荐用于CPS≥5的AGC。研究PD-L1 CPS和MSI状态是必要的,因为这些生物标志物与临床结果相关。对于CPS < 5的患者,特别是那些自身免疫性疾病、一般状况不佳和缺乏家庭支持的患者,单独化疗应被考虑作为一种选择,因为与常规药物相比,抗pd -1抗体加化疗会增加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AEs)。鉴于受益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的患者数量有限,迫切需要开发新的免疫治疗方法。早期临床试验显示,ICIs与其他靶向药物(包括多激酶抑制剂和cldn18.2特异性CAR-T细胞疗法)联合治疗某些癌症有希望。这些发现表明,联合治疗可能具有改善患者预后的潜力,并为后续研究的进一步评估提供了基础。然而,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充分评估这些治疗方法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如果未来的研究证实了这些早期的结果,这可能代表着在开发更有效和个性化的癌症治疗方法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参考资料:

Holistic Integrative Oncology

Current status of immunotherapy in gastric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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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保局辟谣:职工医保缴费事关个人医保,警惕谣言陷阱

近日,在一些网络平台如微信群、微信朋友圈等上转发了一篇题为《职工注意!2024年起,职工医保缴费将彻底改变》的文章及相关截图。经过核实,该文章中关于"职工医保费将不再划入个人账户"、"个人将不再拥有自己的医保账户"等内容完全属于虚假宣传。根据中央的决策部署和《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1〕14号)的要求,各地医保部门通过改革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建立健全职工医保普通门诊统筹,实际提高职工医保参保人门诊保障水平。改革后,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制度仍然保留,并保持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不变”。首先,个人账户结余的归属保持不变,改革前的历史结余和改革后新划入的结余仍然归个人所有,可用于支付个人及其家属的医疗费用等支出,并可以结转使用和继承。其次,在职职工个人缴费比例和流向不改变,仍然全额转入个人账户。第三,退休人员不缴费的政策仍然不变,个人账户资金仍由统筹基金划入。目前,改革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职工医保门诊待遇水平稳步提升。截至2023年上半年,普通门诊统筹已惠及职工医保参保人次达11.24亿人次。网络上流传的关于“取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相关文章和截图纯属谣言,我们保留追究相关传播谣言者责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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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疾病患者癌症风险显著增加,并存在复杂的共同机制

最新研究表明,心血管病患者更容易患上癌症,尤其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患者,其癌症风险增加了20%。这一研究结果提示心血管病和癌症之间存在更复杂的共同病理生理机制。进一步分析发现,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患者的风险较其他心血管病患者更高。炎症、代谢适应等生物过程可能是心血管病和癌症相关的关键因素。因此,针对心血管病患者进行肺癌和结肠癌的筛查非常重要,且早期筛查可能有利于早发性心血管病患者的治疗和预防。然而,目前的研究结果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相关研究分析。癌症是全球居民死亡的首要原因,而且癌症和心血管疾病常常同时存在。以前的研究已经证实,心血管疾病和癌症有共同的危险因素,此外,这两种疾病还可能有更复杂的共同病理生理机制。动物研究显示,心血管疾病会加速癌症的发展。一项最近在JACC子刊上发布的研究分析了超过2700万人的数据,结果显示心血管病患者患癌症的风险明显上升。特别是对于患有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的患者来说,他们患癌症的风险增加了20%。对2720万居民进行了研究分析,他们中的一部分患有心血管疾病,另一部分并未患病。这些居民的平均年龄为43.3岁,其中女性占55.7%。研究的中位随访时间为33个月。根据数据显示,心血管病患者相较于没有心血管病的居民,更容易患上癌症。尤其是患有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的患者,其癌症患病率更高(见图1)。图1 癌症累积发病率患有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的人与没有心血管病的居民相比,患癌症的风险分别增加20%和8%。与其他心血管病患者相比,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患者患癌症的风险增加11%。经进一步分析发现,即使校正了吸烟状况、体重指数和心衰对结果的影响,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患者与其他心血管病患者相比,仍然存在显著增加的患癌症的风险。特别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患者的患癌风险仍然高于其他心血管病患者。通过对癌症亚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患者患肺癌、膀胱癌、结肠癌、头颈癌、肝癌、前列腺癌、胰腺癌和肾癌以及淋巴瘤、白血病和其他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风险明显高于其他心血管病患者。需要注意的是,患有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的人患乳腺癌、卵巢癌和子宫癌的风险较低。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患者与其他心血管病患者相比,他们患有膀胱癌、结肠癌、肺癌、淋巴癌、白血病和其他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风险分别增加了58%、53%、43%、42%、40%、42%。研究人员分析发现,心血管疾病和癌症之间存在着关联,这种关联是通过一些共同的生物过程来介导的,例如炎症和代谢适应。这种关联与传统的共同危险因素是独立的。一项全基因组关联研究指出,动脉粥样硬化的遗传变异与一个广为人知的癌症基因位点9p21有关,而不是与调节传统心血管危险因素的基因有关。炎症和免疫细胞激活也与这个问题有关。根据CANTOS研究,使用抗白细胞介素-1β抗体可以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同时也能降低肺癌和其他癌症的死亡率。最新研究发现,使用针对淋巴瘤患者的巨噬细胞检查点抑制剂以重新激活抗癌免疫监测机制,还能够降低血管炎症。此外,克隆性造血诱发的不确定性突变(CHIP)过程也与冠状动脉疾病相关。虽然目前对于CHIP突变与心脏病之间确切的分子机制尚不清楚,但人们普遍认为炎症小体激活在这个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同期评论指出,该研究强调了心血管疾病和癌症之间的互动,从共同的危险因素、病理生理机制和流行病学角度探讨了两种疾病。在新诊断的癌症患者中,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很高,约在17%到43%之间。这两种疾病都有共同的风险因素,如年龄增长、吸烟、糖尿病、肥胖和环境暴露等(见图2)。炎症和氧化应激等病理生理机制是这两种疾病的共同机制。图2 癌症与心血管病的共同危险因素、双向关系及治疗相互作用这项述评还指出,针对患有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的患者,有必要特别进行肺癌和结肠癌的筛查。对于没有吸烟史的患有早发性心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早期筛查可能是有价值的。这是因为研究中心发现,血管病患者罹患癌症的高发病率与烟草暴露无关。需要进一步研究可能存在的早发心血管疾病与45岁以下癌症风险之间潜在的联系。目前的研究已经确认了肥胖、血脂异常和缺乏运动对早期结肠癌的风险影响。但述评指出,尽管这项研究还揭示了一个重要问题,但数据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限制。例如,它没有考虑到身体活动、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总而言之,心血管病和癌症是两种常见的严重疾病,它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关系。最新研究表明,心血管病患者更容易患上癌症,并且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患者的癌症风险更高。这一发现为心血管病和癌症之间的共同病理生理机制提供了新的线索,炎症和代谢适应等生物过程可能起到关键的作用。在临床实践中,重点关注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患者,并进行肺癌和结肠癌的筛查非常重要。此外,早期筛查可能对于早发性心血管病患者的治疗和预防具有积极的意义。虽然这项研究结果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它提供了我们进一步研究心血管病和癌症之间关系的新的方向。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深入了解这两种疾病之间的联系,并为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更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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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企积极布局中枢神经系统市场,转型升级抢占先机

跨国公司正在急于完成巨额资产并购的目标,忙得不可开交。艾伯维宣布将以每股45美元的价格用现金收购生物科技公司CerevelTherapeutics,该公司专注于神经科学领域。这次收购将使艾伯维获得CerevelTherapeutics的多种潜力候选药物,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帕金森病和情绪障碍等多种疾病。总体交易价值约为87亿美元。BMS日前表示将以每股330美元的现金收购中枢神经系统药物制造商KarunaTherapeutics,并将重点放在KarunaTherapeutics旗下精神分裂症药物KarXT上(机构预计该药物的潜在最高销售额可达到60亿美元)。此次交易的价值达到了140亿美元。两起同月发生的并购案,看似无关,实则千丝万缕相关。因为它们都聚焦于中枢神经系统(CNS)新药领域,未来可能将引发正面冲突。资产陷入巨头的囊中有哪些特点?通过艾伯维和BMS各自的一次收购,我们可以明显地观察到:Cerevel和Karuna在其核心产品Emraclidine和KarXT的开发方面进展最迅速,这两款产品均针对精神分裂症,预计未来将展开激烈的竞争。需要注意的是,两项交易的价值分配存在差异。尽管MNC收购Karuna的价格更高,但Karuna公司的大部分价值都集中在已经进入FDA审评阶段的商业化产品KarXT上。而Cerevel的价值分布比较分散,涉及几个主要临床资产,具备平台型交易的特点。1)思路疾病治疗创新公司Cerevel谈到Cerevel的诞生,其来历非常有趣。它是由辉瑞公司分拆出来,并得到了贝恩资本的投资成立的。该公司目前处于临床阶段,拥有多个在研药物资产,包括精神分裂症和阿尔茨海默症的Emraclidine(II期),帕金森症的Tavapadon(III期),以及癫痫的Darigabat(II期)。在几个管道中,Emraclidine备受关注,有潜力成为治疗精神分裂症的领先疗法。根据2022年12月公布的Emraclidine精神分裂症Ib期临床试验显示:Emraclidine显示出显著的疗效和安全性,支持每天口服一次,无需剂量调整,不良反应发生率为52%对比52%;而竞争对手KarXT在EMERGENT-1试验中不良事件发生率为54%对比43%,需要每天口服两次并进行剂量调整。Cerevel进度最快的资产是Tavapadon,该药有望成为全球首个D1/D5选择性部分激动剂。在二期主要临床终点上,Tavapadon表现积极,能够改善运动功能,因此有可能成为早期帕金森病的单一疗法及晚期帕金森病的辅助疗法。此外,癫痫药物Darigabat的二期数据预计将于2024年中期公布。艾伯维计划在2024年中完成对其的收购,这样做是为了谨慎考虑,并等待关键临床结果出来后再做最终决定。2)慈悲Karuna目前处于临床阶段的资产包括两款药物。其中一款是已经申请上市的精神分裂症复方药物组合KarXT,它是通过两款老药有效药物成分的组合而成的。另一款是TRPC4/5抑制剂KAR-2618,是从GoldfinchBio公司获得的,也就是说目前公司唯一的核心自研产品是KarXT。现在,Karuna已经向FDA提交了一份上市申请,用于治疗成年人精神分裂症的KarXT。该申请的PDUFA日期定在2024年9月26日,如果一切顺利,KarXT将成为数十年来首个采用全新机制的精神分裂症疗法。此外,KarXT正在进行多个领域的研究,包括用于辅助治疗精神分裂症、阿尔茨海默症等的适应症探索。预计最早将于2025年后公布数据。中枢神经系统(CNS)是人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负责控制和调节各种生理功能。由于其特殊的生理和解剖特点,CNS疾病的治疗一直是医学研究的热点和挑战。目前,肿瘤和自免是CNS疾病领域的两个主要问题,但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们对健康的更高要求,CNS也逐渐成为潜在的第三大药物市场。肿瘤是一类严重威胁生命的疾病,特别是脑肿瘤在CNS领域占一席之地。脑肿瘤的发病率不断上升,给患者的生活和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因此,研发出更有效的治疗方法成为了当下的迫切需求。目前,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是主流的脑肿瘤治疗方式,但副作用和治疗效果的局限性使得患者需要更好的选择。自免则是另一个CNS领域的重要问题。自免是指大脑细胞的逐渐退化,导致认知能力下降和记忆力减退。老年人是自免的高发人群,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自免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尽管目前还没有找到治疗自免的确切方法,但研究人员已经开始探索新的药物和疗法,为患者提供更好的生活质量。基于以上问题,CNS领域成为了非常具有潜力的药物市场。实际上,许多制药公司已经开始研发针对肿瘤和自免的新药和治疗方法。尽管CNS领域的研发和治疗面临许多挑战,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医疗水平的提高,我们对CNS相关药物市场的未来持有乐观态度。在今年的Evaluate评选出的最有价值的在研新药TOP10榜单中,令人意外的是默沙东的Sotatercept药物获得了头名,该药物用于治疗罕见病肺动脉高压,而在最火热的肿瘤和自免领域药物中,只有两个和一个药物分别获得了席位。在药物领域,中枢神经系统(CNS)疾病药物通过Donanemab和KarXT,成为两个上榜药物。这表明它们在治疗疾病方面具有潜力。此外,它们在肿瘤和代谢疾病领域也有重要地位,这使得它们成为上榜药物最多的治疗领域之一。说实在的,由于许多重要因素的影响,投资者严重低估了过去几十年来中枢神经系统药物市场的潜力。中枢神经系统(CNS)疾病的适应症非常广泛,包括多发性硬化症(MS)、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症、精神分裂、抑郁症、偏头痛、睡眠障碍等不同类型的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评估,全球有超过10亿人口受到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困扰。以阿尔茨海默症为例,全球患病人数已超过5000万人,其中中国的患者数量更是高达1000万人,是全球最多的国家之一。而且阿尔茨海默症的发病率正逐年增长,据预测,到2050年全球患者数量将达到1.5亿人。根据弗若沙利文的数据,2019年全球的CNS药物市场价值为1245亿美元(其中中国市场的规模为296亿美元),位列全球第四。预测未来10-15年,全球和中国的CNS药物市场都将保持稳定且快速增长,到2034年时,全球市场规模将达到1721亿美元,中国市场将达到571亿美元。以往,缺乏有效药物限制了中枢神经系统(CNS)药物市场的快速发展。药物缺乏的直接原因是研发成功率低下。根据塔夫茨大学药物开发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FDA最终批准上市的CNS药物的成功率(6.2%)不到非CNS药物(13.3%)批准率的一半。另一项数据显示,中枢神经系统药物的研发成功率仅约为8%。在一个有许多未满足临床需求和缺乏创新药的严峻背景下,这也导致了CNS新药变成爆款的机会倍增。据瑞银预测,礼来(Donanemab)和渤健(Lecanemab)两种阿尔茨海默症药物预计将分别达到超过50亿美元和48亿美元的销售峰值。与此同时,在多发性硬化症领域,罗氏的CD20单抗Ocrevus预计在2022年将达到全球销售峰值高达64亿美元,而渤健的前期主力产品富马酸二甲酯(Tecfidera)销售峰值曾一度达到44亿美元。作为全球第四大药品市场,CNS有着巨大的潜力,并有望在未来加速开发,争夺第三的位置。有哪些国内药企在早期就开始在CNS大市场进行布局?在中国的CNS药物领域,传统的老牌药企仍然是未来转型升级的主角。根据公开信息披露,除了大学和药物研究机构之外,目前最专注于研发中枢神经系统药物的企业分别是恩华药业、绿叶制药、恒瑞医药和上海赛默罗生物。恩华药业名列第一,最新数据显示该公司至少有25个在研创新药项目,并且其中有13款一类新药已经进入IND及以上阶段。目前,公司已经在国内获批上市了TRV130,该药用于治疗成人严重疼痛,对注射阿片类药物有严重需求的患者。预计该药销售峰值将达到20亿元。与此同时,公司通过“自研+引入”的双轮战略开发中枢神经系统药物,并已经进入临床阶段,涵盖了精神分裂症、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症、抑郁症等病症。目前进展最快的是依托咪酯升级产品NH600001(临床二期),该药用于麻醉诱导和短时手术麻醉。绿叶制药公司是中国首家成功实现CNS药物进军海外市场的药企。该公司旗下的Rykindo(利培酮缓释微球注射剂)已经获得了FDA的批准,可以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此外,绿叶制药还研发了用于精神分裂症急性期和维持期治疗的LY03010(棕榈酸帕利哌酮缓释混悬注射液),该药品已经在美国关键的临床预设终点上取得了重要进展,有望加快进入海外商业化阶段。此外,绿叶制药在研发管线方面拥有超过15种中枢神经系统药物。其中,很多药物目前处于临床后期研究阶段,包括LY3003、LY03010等。这些药物适用于包括CNS领域在内的各种疾病。恒瑞医药在中枢神经系统领域有超过10个正在研发中的项目,主要集中在麻醉镇静药物。目前该领域是公司的核心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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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明昂科IMM2510与IMM27M联合治疗晚期实体瘤的I期临床试验获NMPA批准

近日,宜明昂科生物医药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宜明昂科”)宣布,其自主研发的双特异性抗体药物在治疗晚期实体瘤的临床试验中获得了积极的疗效。该公司的IMM2510项目和IMM27M项目分别通过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据初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IMM2510项目的不同剂量组(3mg/kg,10mg/kg,20mg/kg)均观察到肿瘤疗效缓解。特别是在既往接受PD1失败后的肺鳞癌患者中,观察到了一例部分缓解。IMM27M项目的临床试验也进展顺利,首例患者已经接受治疗,耐受性良好。在乳腺癌和黑色素瘤患者中观察到了初步的肿瘤缓解。IMM2510项目是一种双特异性抗体药物,同时靶向PD-L1和VEGF。它可以阻断免疫逃逸并抑制肿瘤生长和转移。IMM27M项目是该企业自主研发的新一代CTLA-4抗体药物,具有加强的ADCC活性,可清除肿瘤微环境中的Treg细胞。此次临床试验的结果表明,双特异性抗体药物在肿瘤治疗中显示出了积极的疗效。同时,这些药物还可以与产品管线中的其他药物联用,进一步提高治疗效果。宜明昂科在快速发展中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就。他们的研发成果将为晚期实体瘤患者带来新的希望。随着临床试验的进一步推进和开发,这些药物有望在临床应用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患者提供更有效的治疗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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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免疫治疗中生物标志物研究的最新进展

近年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肺癌治疗的方式。然而,这些新型疗法的客观持久反应率仍然较低,一些患者还可能会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因此,寻找能够准确预测免疫治疗疗效和预后的生物标志物就显得更加重要。目前,唯一经验证的预测性生物标志物是PD-L1,但其结果并不十分准确。随着我们对分子生物学、基因组测序技术和免疫微环境的了解越来越深入,出现了更多的生物标志物,这些标志物使得我们有可能预测ICIs疗效和预后。本文摘录了一篇发表在《国际分子科学杂志》上的综述,介绍了有关预测ICIs疗效和预后的生物标志物研究的最新进展。1、肿瘤微环境(TME)1.1TME的作用肿瘤微环境(TME)包括围绕肿瘤细胞的各种细胞类型、血管结构、信号分子和细胞外基质。其中,M2型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起着重要作用。单核细胞从血液中迁移时,会从癌细胞和癌相关成纤维细胞接收信号,并分化为M2型TAM,从而抑制免疫效应细胞,并招募其他免疫抑制细胞进入TME。其他免疫抑制性细胞包括与肿瘤相关的成纤维细胞、髓系细胞源性抑制细胞(MDSCs)、自然杀伤(NK)细胞、树突状细胞(DCs)、调节性淋巴细胞等。目前的研究结果认为,先天免疫系统对肿瘤清除的贡献同样重要。NK细胞依赖于一个同时激活和抑制受体的“双重系统”,正常的NK细胞具有清除不表达MHC I类分子的肿瘤细胞并逃避淋巴细胞杀伤的能力,但当NK细胞被肿瘤浸润后,会导致其激活受体下调、细胞毒性降低,从而转向分泌免疫抑制性细胞因子,如VEGF、IL-10、TGF-β等。此外,免疫检查点在外周免疫耐受的建立过程及淋巴细胞不同成熟阶段的干预过程中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如PD-1、PD-L1、CTLA-4等,同时免疫检查点还参与TAM、tDCs、T-regs和MDSCs对TME中免疫细胞施加免疫抑制压力的过程。由于肿瘤中的新生血管异常,肿瘤细胞对营养物质的竞争过于激烈,因此TME是一个缺氧、酸性、低糖的环境,对其他类型细胞而言生存非常困难。因此,由于其交织和重叠的特征,TME是一个阻碍免疫细胞的功能和生存能力的复杂环境。1.2PD-L1PD-L1是预测免疫治疗疗效的关键标志物,但在未表达PD-L1的患者中,仍有6.5%至10%的病例出现了应答。此外,由于肿瘤细胞本身和T淋巴细胞、抗原提呈细胞等免疫细胞的表达,PD-L1的作用变得难以解释,而且肿瘤异质性等相关因素还可能会导致PD-L1表达假阴性。因此,PD-L1的表达并不能绝对准确地预测免疫治疗疗效。1.3肿瘤浸润性淋巴细胞(TILs)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是当前研究的热点。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在诊断时通过分析肿瘤浸润性质可以预测免疫治疗疗效,从而指导治疗。其中,调节性T细胞(T-regs)是CD4+ T淋巴细胞的亚群,通过分泌IL-10、IL-35和TGF-β来发挥抑制效应性T细胞反应的关键作用。T-regs维持免疫稳态,而其他CD4+ T淋巴细胞则促进局部免疫反应。此外,还有部分研究证实,高水平FoxP3和T-regs浸润的NSCLC与OS的不良预后相关。1.4HLA和CMH-1人类白细胞抗原-I类分子(HLA-1)对NSCLC患者的影响呈现“多态性”。比如,Chowell等人的研究显示,HLA B44超型与OS改善相关,而HLA B62超型则与OS较低相关。此外,β-2-微球蛋白(B2M)的突变属于CMH-1,是向树突状细胞呈现抗原所必需的。因此,B2M的突变可谓改变了抗原呈现,这可能导致了ICIs的耐药性的产生。1.5干扰素(IFN)干扰素(IFN)是参与抗肿瘤免疫反应的重要分子。近期研究表明,IFN还可能是预测免疫治疗疗效的生物标志物。比如,Herbst等的研究发现,IFNγ高表达可能与黑色素瘤免疫治疗的完全缓解(CR)或部分缓解(PR)有关.在POPLAR试验中,IFNγ高表达与使用阿替利珠单抗治疗的NSCLC患者的OS改善相关。此外,IFN还是肿瘤发炎指数(TIS)的标志物之一,PD-L1的表达也可能与IFNγ密切相关。1.6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中性粒细胞通过产生抑制淋巴细胞免疫活性的趋化因子和细胞因子,在肿瘤炎症的发生发展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因此,肿瘤环境中如果存在大量的中性粒细胞,则会产生炎症反应,导致癌细胞增殖和转移。已有多篇大型系统性综述证实了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在多种癌症中的预后价值,目前更易获得、更经济的NLR或将成为ICIs的预测生物标志物之一。2、肿瘤突变负荷(TMB)肿瘤突变负荷(TMB)是指肿瘤基因组去除胚系突变后的体细胞突变数量,这些突变会导致新抗原的产生,可被免疫系统识别并产生相关的抗肿瘤反应。因此,当TMB较高(≥10mut/Mb)时,可能是ICIs有效性的一个预测因素。但这一截断值并不绝对,可能取决于不同的基因组和所使用的分子技术,如WGS、WES、NGS等。3、Wnt/β-连接蛋白信号传导通路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WNT/β-Catenin信号通路的激活与更高的肿瘤突变负荷(TMB)和低PD-L1表达水平相关。与此同时,β-Catenin水平似乎与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水平和CD11c+浸润水平呈负相关。另外,联合使用WNT/β-Catenin信号通路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进行治疗可能是恢复T细胞浸润、以保持免疫治疗敏感性的一种方法。4、肠道内的微生物群已有研究显示,肠道微生物群可以调节适应性免疫和先天免疫,在肿瘤微环境中通过各种复杂的机制影响抗肿瘤免疫应答。近年来,关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抗生素(ATB)和质子泵抑制剂(PPI)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研究逐渐增多。其中,一项Meta分析表明这些药物对ICIs的疗效有负面影响,但大部分研究都是回顾性研究,因此还需要更多的前瞻性研究来探索其中的机制。5、其他生物指标物除了以上提到的生物标志物之外,利用人工智能(AI)算法来自动量化放射学特征的放射性生物标记物正在成为新的研究领域。这些标记物的成像数据与组织的基因型和表型特征有关。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表明,化疗可以诱导免疫原性细胞死亡(ICD),从而增强免疫治疗的效果。结语PD-1和PD-L1抑制剂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治疗和预后,但并不是所有患者都能从中受益。因此,识别出哪些患者能够获益并预防潜在的耐药性和不良反应变得尤为重要。目前,PD-L1表达作为NSCLC免疫治疗的主要预测生物标志物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探寻新的有效生物标志物已成为当务之急,许多研究者正在积极开展相关研究,希望能有新的发现。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免疫治疗中,多个生物标志物,如肿瘤突变负荷(TMB)、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干扰素γ(IFNγ)、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以及肠道微生物群等,均可作为ICIs的可能预测指标。然而,目前并未制定一致的检测标准,某些研究结论甚至互相矛盾。随着前瞻性研究的不断开展,我们相信未来能够验证具有前景的预测和预后生物标志物,从而造福广大NSCLC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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