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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成功发现NLGN4XTCR转基因T细胞治疗胶质瘤的新疗法

发布时间:2023-10-09 15:38:26 826次浏览

近日,发表在国际杂志Neuro-Oncology上的一篇研究报告题为“NLGN4XTCR转基因T细胞治疗胶质瘤”,德国癌症研究中心等机构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首次成功发现了一种新的细胞免疫疗法在面对小鼠脑瘤时的疗效。

科学家成功发现NLGN4XTCR转基因T细胞治疗胶质瘤的新疗法 (2).jpg

胶质母细胞瘤是脑瘤中最具侵袭性的一种,它会在大脑广泛扩散,很难通过外科手术完全切除,化疗或放疗的效果非常有限。为了治疗患者,临床医生和科学家正在测试许多免疫治疗策略,其中包括过继T细胞疗法。这种疗法主要通过从患者体内分离T细胞并在培养皿中修饰后再转移到患者体内来治疗。目前,临床医生正在寻找多种治疗方法来找到一种更加有效的治疗策略。

研究人员LukasBunse表示,我们在这项研究中使用了一种相对新的概念——T细胞受体转基因细胞(T细胞受体转基因细胞)。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首先在脑瘤患者身上注射了一种叫做NLGN4X(Neuroligin4X)的抗原片段,这种抗原片段能参与突触的形成,并且在胶质母细胞瘤细胞中存在大量,但在健康的大脑组织中几乎检测不到。接着,我们从接受注射者的血液中分离出能被NLGN4X激活的T细胞,并让这些T细胞带有一种特殊的受体,使其能够特异性地识别与胶质母细胞瘤相关的抗原。

然而,由于这种方法只能得到少量的具有NLGN4X特异性的T细胞,所以不足以用于细胞治疗。为此,科学家们采用了一种技术,分离出能编码NLGN4X特异性T细胞受体的基因,然后将这些基因引入供体血液中的T细胞或者培养皿中的T细胞系中。通过这种方法,研究人员成功地产生了大量具有相同特异性的T细胞,这些T细胞能够识别癌症抗原NLGN4X。随后的研究发现,NLGN4X特异性的T细胞在培养皿中能够杀死脑瘤细胞。利用经转基因的NLGN4X特异性人类T细胞治疗脑瘤的小鼠,超过40%的小鼠对治疗有良好的反应,肿瘤体积减小,且相较于未治疗的小鼠,其存活时间更长。

当研究者Bunse看到这些最初的研究取得如此有希望的结果后,他们希望能够利用疫苗诱导的T细胞受体来靶向作用脑瘤抗原,这可能是一种有潜力的方法来开发新型胶质母细胞瘤免疫疗法。在黑色素瘤中,一些患者的生命被延长了,而这是通过转基因T细胞受体来实现的。研究者认为,我们也可以设想产生转基因T细胞受体来针对患者体内的癌症抗原。在临床研发中,与转基因T细胞受体相比,更为先进的是使用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细胞)。如今,CAR-T细胞已经获得批准用于治疗多种白血病和淋巴瘤,但这两种细胞疗法在一个重要方面可能存在差异。研究者Bunse解释道,通过转基因T细胞受体,我们可以针对仅在癌细胞中发现的抗原,这些抗原可以通过MHC1类呈现分子在细胞表面展示出来,而CAR-T细胞的受体则无法实现这一点。未来,研究人员将在临床中对这个概念进行测试。

总体来看,本研究得出的结论是,NLGN4X-TCR-T策略在临床前胶质母细胞瘤模型中展示出良好的治疗效果。这项研究是全球范围内首次提供证据,表明我们有望利用疫苗诱导的人类TCR(T细胞受体)来治疗胶质母细胞瘤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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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遗传改变或可作为鳞状细胞肺癌患者靶向性治疗反应的预测指标

近日,发表于国际杂志JournalofClinicalInvestigation上的两篇研究报告中,来自科隆大学等机构的科学家揭示了鳞状细胞肺癌这一难以治疗的亚型中的新型遗传改变。这或许就会暴露出肿瘤的弱点,从而就有望帮助科学家们进行一定的治疗干预。研究表明,肿瘤形成期间可能会发生特定的遗传改变,并且可能会产生一种新的致癌基因,这是科学家们首次发现的。致癌基因是一种能够促进肿瘤生长的基因,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通过靶向药物治疗来抑制。与传统化疗相比,这种方法通常具有更高的成功率和更低的副作用,因此,科学家们的研究结果可能是治疗这类癌症更成功的第一步。最新研究发现,研究人员揭示了一种遗传修饰现象。这种修饰会影响FGFR1蛋白(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细胞外结构域的移除。而该结构域在FGFR1蛋白的激活和调节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FGFR1蛋白所存在于细胞膜中,它的发现使得该蛋白可以与细胞内部和外部环境进行接触与交互。特殊的遗传改变或能预测鳞状细胞肺癌患者是否会对靶向性疗法产生反应研究表明,如果细胞外结构域(即细胞朝外突出的部分)缺失,将导致肿瘤细胞持续发出生长信号并使受体无法接收停止信号,从而导致肿瘤继续生长。但积极的一面是,FGFR抑制剂已被用于临床实践,如治疗膀胱癌。这种抑制剂是一种特殊的药物,能够结合蛋白质并促使其失活。该研究的第一作者FlorianMalchers表示,我们希望新的研究结果能为特定的肺鳞状细胞癌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13年前,研究人员首次在肺鳞状细胞癌中发现了FGFR1的扩增,扩增是肿瘤中基因拷贝的多次出现。然而,不幸的是第一项临床研究表明,只有依据扩增来选择FGFR个体化疗法可能不够充分。仅有11%的患者通过接受FGFR抑制剂治疗获益。在这个患者群中研究人员发现了FGFR1蛋白的遗传修饰(细胞外结构域的移除)与肿瘤体积显著减少之间的关联,因此,这些研究结果或许为这个患者群提供新的治疗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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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免疫治疗中生物标志物研究的最新进展

近年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肺癌治疗的方式。然而,这些新型疗法的客观持久反应率仍然较低,一些患者还可能会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因此,寻找能够准确预测免疫治疗疗效和预后的生物标志物就显得更加重要。目前,唯一经验证的预测性生物标志物是PD-L1,但其结果并不十分准确。随着我们对分子生物学、基因组测序技术和免疫微环境的了解越来越深入,出现了更多的生物标志物,这些标志物使得我们有可能预测ICIs疗效和预后。本文摘录了一篇发表在《国际分子科学杂志》上的综述,介绍了有关预测ICIs疗效和预后的生物标志物研究的最新进展。1、肿瘤微环境(TME)1.1TME的作用肿瘤微环境(TME)包括围绕肿瘤细胞的各种细胞类型、血管结构、信号分子和细胞外基质。其中,M2型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起着重要作用。单核细胞从血液中迁移时,会从癌细胞和癌相关成纤维细胞接收信号,并分化为M2型TAM,从而抑制免疫效应细胞,并招募其他免疫抑制细胞进入TME。其他免疫抑制性细胞包括与肿瘤相关的成纤维细胞、髓系细胞源性抑制细胞(MDSCs)、自然杀伤(NK)细胞、树突状细胞(DCs)、调节性淋巴细胞等。目前的研究结果认为,先天免疫系统对肿瘤清除的贡献同样重要。NK细胞依赖于一个同时激活和抑制受体的“双重系统”,正常的NK细胞具有清除不表达MHC I类分子的肿瘤细胞并逃避淋巴细胞杀伤的能力,但当NK细胞被肿瘤浸润后,会导致其激活受体下调、细胞毒性降低,从而转向分泌免疫抑制性细胞因子,如VEGF、IL-10、TGF-β等。此外,免疫检查点在外周免疫耐受的建立过程及淋巴细胞不同成熟阶段的干预过程中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如PD-1、PD-L1、CTLA-4等,同时免疫检查点还参与TAM、tDCs、T-regs和MDSCs对TME中免疫细胞施加免疫抑制压力的过程。由于肿瘤中的新生血管异常,肿瘤细胞对营养物质的竞争过于激烈,因此TME是一个缺氧、酸性、低糖的环境,对其他类型细胞而言生存非常困难。因此,由于其交织和重叠的特征,TME是一个阻碍免疫细胞的功能和生存能力的复杂环境。1.2PD-L1PD-L1是预测免疫治疗疗效的关键标志物,但在未表达PD-L1的患者中,仍有6.5%至10%的病例出现了应答。此外,由于肿瘤细胞本身和T淋巴细胞、抗原提呈细胞等免疫细胞的表达,PD-L1的作用变得难以解释,而且肿瘤异质性等相关因素还可能会导致PD-L1表达假阴性。因此,PD-L1的表达并不能绝对准确地预测免疫治疗疗效。1.3肿瘤浸润性淋巴细胞(TILs)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是当前研究的热点。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在诊断时通过分析肿瘤浸润性质可以预测免疫治疗疗效,从而指导治疗。其中,调节性T细胞(T-regs)是CD4+ T淋巴细胞的亚群,通过分泌IL-10、IL-35和TGF-β来发挥抑制效应性T细胞反应的关键作用。T-regs维持免疫稳态,而其他CD4+ T淋巴细胞则促进局部免疫反应。此外,还有部分研究证实,高水平FoxP3和T-regs浸润的NSCLC与OS的不良预后相关。1.4HLA和CMH-1人类白细胞抗原-I类分子(HLA-1)对NSCLC患者的影响呈现“多态性”。比如,Chowell等人的研究显示,HLA B44超型与OS改善相关,而HLA B62超型则与OS较低相关。此外,β-2-微球蛋白(B2M)的突变属于CMH-1,是向树突状细胞呈现抗原所必需的。因此,B2M的突变可谓改变了抗原呈现,这可能导致了ICIs的耐药性的产生。1.5干扰素(IFN)干扰素(IFN)是参与抗肿瘤免疫反应的重要分子。近期研究表明,IFN还可能是预测免疫治疗疗效的生物标志物。比如,Herbst等的研究发现,IFNγ高表达可能与黑色素瘤免疫治疗的完全缓解(CR)或部分缓解(PR)有关.在POPLAR试验中,IFNγ高表达与使用阿替利珠单抗治疗的NSCLC患者的OS改善相关。此外,IFN还是肿瘤发炎指数(TIS)的标志物之一,PD-L1的表达也可能与IFNγ密切相关。1.6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中性粒细胞通过产生抑制淋巴细胞免疫活性的趋化因子和细胞因子,在肿瘤炎症的发生发展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因此,肿瘤环境中如果存在大量的中性粒细胞,则会产生炎症反应,导致癌细胞增殖和转移。已有多篇大型系统性综述证实了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在多种癌症中的预后价值,目前更易获得、更经济的NLR或将成为ICIs的预测生物标志物之一。2、肿瘤突变负荷(TMB)肿瘤突变负荷(TMB)是指肿瘤基因组去除胚系突变后的体细胞突变数量,这些突变会导致新抗原的产生,可被免疫系统识别并产生相关的抗肿瘤反应。因此,当TMB较高(≥10mut/Mb)时,可能是ICIs有效性的一个预测因素。但这一截断值并不绝对,可能取决于不同的基因组和所使用的分子技术,如WGS、WES、NGS等。3、Wnt/β-连接蛋白信号传导通路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WNT/β-Catenin信号通路的激活与更高的肿瘤突变负荷(TMB)和低PD-L1表达水平相关。与此同时,β-Catenin水平似乎与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水平和CD11c+浸润水平呈负相关。另外,联合使用WNT/β-Catenin信号通路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进行治疗可能是恢复T细胞浸润、以保持免疫治疗敏感性的一种方法。4、肠道内的微生物群已有研究显示,肠道微生物群可以调节适应性免疫和先天免疫,在肿瘤微环境中通过各种复杂的机制影响抗肿瘤免疫应答。近年来,关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抗生素(ATB)和质子泵抑制剂(PPI)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研究逐渐增多。其中,一项Meta分析表明这些药物对ICIs的疗效有负面影响,但大部分研究都是回顾性研究,因此还需要更多的前瞻性研究来探索其中的机制。5、其他生物指标物除了以上提到的生物标志物之外,利用人工智能(AI)算法来自动量化放射学特征的放射性生物标记物正在成为新的研究领域。这些标记物的成像数据与组织的基因型和表型特征有关。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表明,化疗可以诱导免疫原性细胞死亡(ICD),从而增强免疫治疗的效果。结语PD-1和PD-L1抑制剂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治疗和预后,但并不是所有患者都能从中受益。因此,识别出哪些患者能够获益并预防潜在的耐药性和不良反应变得尤为重要。目前,PD-L1表达作为NSCLC免疫治疗的主要预测生物标志物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探寻新的有效生物标志物已成为当务之急,许多研究者正在积极开展相关研究,希望能有新的发现。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免疫治疗中,多个生物标志物,如肿瘤突变负荷(TMB)、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干扰素γ(IFNγ)、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以及肠道微生物群等,均可作为ICIs的可能预测指标。然而,目前并未制定一致的检测标准,某些研究结论甚至互相矛盾。随着前瞻性研究的不断开展,我们相信未来能够验证具有前景的预测和预后生物标志物,从而造福广大NSCLC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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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药业拓舒沃®获批,中国首款IDH1抑制剂艾伏尼布片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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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应性皮炎将迎来新选择!罗氟司特乳膏sNDA申报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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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医药投资者面临调整挑战,行业进入筛选阶段

近年来,生物医药领域在中国迅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资本涌入。然而,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生物医药投资进入了一个调整阶段。资本的冷却以及市场对创新药回报的缺乏信心,导致创新药的融资事件和融资金额连续下滑。在这个过程中,投资人和企业都面临着如何跨越周期并保持盈利的挑战。这一调整是多年来资本市场的周期性变化所带来的结果。过去几年,资本的驱动推动了生物医药行业的高速增长,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为了迎合资本需求,一些企业过分扩大了研发规模,并投入大量资金进行临床前研究,导致资源的浪费。此外,一些企业在引入资本时未能充分考虑市场是否能够吸收创新药,而过度关注药物研发本身。在政策调整和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下,资本市场的投资逻辑正在逐渐发生变化。在这个调整阶段,投资人和企业都需要更加谨慎和理性地考虑投资决策。投资人在寻找投资标的时,越来越注重对项目的深入了解,包括与相关的工程师、科学家和医生交流,以确保投资的合理性。企业也需要调整研发管线,将资源集中在最有潜力和临床价值的项目上,提高研发的效率。此外,市场调整还将进一步推动生物医药行业的整合和并购。现在的市场调整会让估值回归理性,这为一些优质的企业提供了并购机会。同时,一些大型药企也在积极寻找合作机会。市场的整合和并购将提高行业的效率,为医药创新和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这次调整对于生物医药投资者和企业来说是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时期。仅仅依靠资本的繁荣是不够的,投资者和企业需要更加审慎地考虑投资和研发决策,提高整体的盈利能力。只有在行业的选择和整合中存活和跨越周期,才能够追求长期的成功和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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